《第十一回》是“导演”陈建斌的第二部作品，比前作《一个勺子》要复杂得多，它说的是剧场内外、生活和戏剧的关系。采用章回体的小说结构，分十一个章回，毎一章都有一个“回目”，即用点睛的两句话概括出本回的故事内容。这在古典文学中司空见惯，这样的做法会让结构一目了然，更好地帮助观众理解这个故事。
故事讲述某话剧团将三十年前一起拖拉机杀人旧案搬上舞台，改编成话剧《刹车杀人》。可是现实中的当事人马福礼说自己并没杀人，宣称是刹车失灵酿下的惨剧，害死了前妻赵凤霞和她的情人李建设。马福礼当年有口难辩，只好通过认罪委曲求全，被判刑多年。此番话剧团旧事重提，给马福礼和他刚建立起的家庭带来了莫大困扰。他设法阻止话剧排演，想要翻案，以免一辈子背负杀人犯的名声。
比起纯属虚构的故事，真人真事的改编似乎更“麻烦”。 拖拉机杀人案本身就带有强烈的荒诞色彩，话剧团又改成一出具有先锋戏剧意味的舞台剧。在马福礼眼里，这台戏推翻了历史真相，可它就是根据自己当年的口供改的，案件的卷宗通过司法裁决被公开披露，成为众人知悉的公知事实。新闻已经将这个故事写得烂熟，甚至比真实更真实。那么，戏剧是在歪曲事实吗？艺术源于生活，但不等同于生活。
当马福礼去话剧团讨要说法时，主任认为舞台上的是角色，不是真实人物。大家都知道，真实事件改编成舞台剧需要进行戏剧化的处理和艺术上的夸张，部分细节被放大或者被处理是常有的事。从生活中的马福礼A到舞台上的马福礼B要做很多处理，通过演员的表演让观众信以为真。对于不了解历史真相的观众而言，他们都不是事件亲历者，只能通过戏剧去相信案件。真实本身依然会成为争议，从案件到口供可说是一重加工，口供和戏剧是二重加工，正如从葡萄到葡萄酒的的过程，它们呈现出来的绝非一样，但葡萄酒肯定不是葡萄。对于改编背后的真实故事，我们应当理性对待。
具有反讽的是，影片一再通过“修改”来让这台戏变得越来越戏剧，离真实越来越远。当然，戏剧本就是修改的艺术：《刹车杀人》每次排演，都会有人出于不同目的，站在不同角度，施加干预。当事人的名誉、经济原因甚至是审查机制也是创作的一个个推手，在不同目的的驱动下，剧作倾向于某一边，戏剧真实性的具体形态也被不断改写。导演的意图被一次次改变，演员需要经过新的排练，重新揣摩角色的动机与思量。女演员贾梅怡，为赵凤霞建立起的人设被一次又一次推倒重来。现实世界与戏剧排练的互动提亮了这部电影，串起了整个故事线索和全部链条，把一个可能艰涩的社会新闻事件，以及戏剧与现实的关系讲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胡昆汀是剧团里唯我独尊、爱拽词儿的年轻导演，他吸引了单纯的女演员贾梅怡。一直强调“戏剧是自由”的胡昆汀，也为贾梅怡带来了一种角色上的自由精神。在马福礼质问贾梅怡为何插足别人婚姻时，已经投入“赵凤霞B”的贾梅怡借角色之名，怒斥马福礼和赵凤霞之间是没有爱情的婚姻。此时的贾梅怡已经打破了自身的枷锁，从“本我”变成了“理性的我”，这是戏剧的力量，也道出了人的自由本性与现实束缚之间普遍的紧张。这种打破枷锁，也是贾梅怡的不能自拔之处。与此同时，她和胡昆汀是真爱吗？话剧团传达室的苟也武，看不下自己的外甥女甄曼玉受气（注意：“真曼玉”和“假梅姨”的名字是对立的），反倒质问马福礼当初为什么不杀掉“狗男女”。
另一厢，金彩铃为了掩盖多多（小马妈A）早孕的迹象，把自己伪装成孕妇，当着邻居的面演起了小马妈B。邻居大爷只能通过片面的观察，误以为是这家人顺应二胎政策，完全没有察觉到真正的小马妈是谁。那位多多口中始终未曾露面的“他”却一直都在欺骗她的感情，自始至终在多多面前演，如果一直演，多多愿意一直相信下去，可到最后不再演了。多多怀着小马，又好似重演了金彩铃当年的历史，是两个时空的共同演绎。所以，金多多也是金彩铃B。生活远比戏剧要荒诞的多。
舞台上的这台戏源于生活中的真实案件。同样，在人间这座剧场中，生活也像一台愈演愈烈的戏。人人都是演员，每时每刻都在扮演属于自己的角色。胡昆汀的情感纠葛也与戏中的人物一一对应上了：胡昆汀就是“李建设”，贾梅怡就是‘赵凤霞”，甄曼玉就是“马福礼”，还真应了那句老话——人生如戏，戏如人生。引用自陈建斌的原话：“生活中会有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当我们把这部分内容拿到舞台上、银幕上表现的时候，人们会觉得很荒诞。其实，它是真实的，但是我们却接受不了。”
影片通过几组人物和故事线，戏谑地探讨了真假虚实的问题，戏外的纠葛带进戏内，戏内的角色也在影响着戏外，这就构成了戏剧上的反讽。以真实故事和戏剧故事互相混淆，是《第十一回》有寸劲儿的地方。最有趣的一处是贾梅怡在化妆间玩弄着一只苹果，另一个女演员走进来找寻“苹果”，贾梅怡告诉她苹果刚才不是在你手上吗？当我们以为苹果明明就在贾梅怡手里时，才发现那名女演员找寻的是自己的苹果手机。耳听为虚，眼见为实，有时候你眼睛看到的有限信息也不一定就是真实的全部。
马福礼是个很固执的人，在人物塑造上，甚至有那么点儿“柴犬”的意思，常常钻进死胡同跟自己过不去，认准的钻死理儿要一条道走到黑。
故事发展到最后，《刹车杀人》终于顺利公演，我们方才发现，这是个追寻自我真相的故事。观众代表的正是马福礼私人化、狭隘化的视角与记忆，对他而言，他只是感知到了自己所看到的那部分真相。就像马福礼站在二手电视机橱窗前，看着监视器对准的各种自我，它们画幅比、色彩都不相同，哪一个更接近真实呢？
赵凤霞和李建设的隐藏故事借贾梅怡之口说了出来，马福礼穿透历史的迷雾，用三十年前那台拖拉机重演了当年的历史。这一次，他在历史的车轮下，看到了迷雾背后的真相，做到了话剧演员都没有做到的忘掉剧场。我们仿佛也能从贾梅怡和胡昆汀的关系中捕捉到当年赵凤霞和李建设的蛛丝马迹。回到舞台/历史的现场，倾听历史的深切回响。结尾提供了一个让人们漫无目的寻找能够唤醒过去记忆触发的场景，是全然不知情，抑或是想要删除创伤的记忆（片尾彩蛋中的删除片段：拖着红布、天降血水别有一番滋味），那是我们审视自我的法场。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豆花儿咸了（To Be）还是没盐味（Not To Be），这是个终极Question。就像在“第十一回”的终章里，观众见到的答案一样，人只愿意相信自己相信的，而不是那么在乎答案，因为人人都患有“确认偏误”(confirmation bias)。另外，影片一直强调信念，舞台演出被各种人打断，信念就断了，现实中要有信念，生活才能继续。
其实，戏剧不是生活本身，它只是一面镜子，照出人与人、人与生活、人与时代的关系。虚实之间张弛的空间，让《第十一回》焕发了活力，这得益于陈建斌早年的舞台经验。戏剧手法的荒诞性在片中不会觉得突兀，反而十分自洽。不仅本子好，还有着电影皮和话剧骨的交织，在画面拍摄、空间对比及电影配乐上都下了一番功夫。
